中国足球体制的不足之处_中国足球体制哪里不好

1.中国足球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啊

2.中国足球为什么这么菜？原因是什么？

3.怎么看待中国足球的现状？问题出在哪里呢？

4.中国足球存在最大的问题

5.中国足球的症结在哪儿？各位大师救救国足吧。

6.中国足球的弊病在哪

7.中国足球和外国的相比，差在什么地方

以下是我找的，共参考：

下面就谈谈国脚、足球整体水平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

二 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

1 国脚存在的问题

2002年的《球报》，刊登了记者邱国栋关于米卢执教期间发现国脚存在问题的系列报道：

在标题为《控球是幼儿园水平》中说：米卢执教后最先发现中国球员控球能力低下，不得不想点非常手段以解控球燃眉之急，但不慎走进为控球而控球的误区，在世界杯上，几乎没有成功的进攻控球。

在《不会利用踝关节》中说：我们控球时身体重心降不下来，动作又大又硬，消耗体能，还经常被巴西队员的动作晃倒。中国教练发现原来不会利用踝关节。

在《脚背传球少之又少》中说：中国队％的传球是使用脚弓传球，它易掌握，但速度慢，易被对手做出截留判断。米卢为战术需要，曾严格训练速度快、变化多、球路隐蔽的脚背传球，最后只有中场队员出于自身需要勉强过关，而巴西队员使用率达45％的外脚背传球，还是真空。

在《只有李铁意识达标》中说：中国自测速度，曲波比罗纳尔多快，徐云龙比卡洛斯快，但，实际比赛中我们总比别人慢一步。回放录象发现，原来外国人总是意识在先，先跑几步。至关重要的“意识”只有李铁一人达标，所以李铁能够处处抢在对手前，把球截断或破坏掉。

在《视野狭隘贻误战机》中说：国脚习惯把球控制到脚下后再判断出球，因控球能力差，这一个时刻，失球率极高；此刻球若未失，但视野狭窄，出球方向判断偏差大，在世界杯上，被哥斯达黎加队攻进的哪两个球，都是队员出球直截传给对方所致。

谁能相信中国国脚连基本功还不掌握？“意识”竟然仅有李铁一人达标？邱文揭开了国脚的要害：基本功差，“天赋”低； 清楚说明：基本功差，有天赋也平庸；没有天赋，更“一世无成”。这两点就是解决臭球的本质问题，洋教练解决不了，必须自己解决，在球员开始踢球就应不断矫正基本功，不足处，联赛教练必须给予纠正。

然而，时隔6年后的今天，国脚屡战屡败，水平依然如故。

2 中国足球整体水平低的问题

国脚的基本功差，又矫正不了，他们屡屡丢球、受欺受制，更不能有效执行战术。这客观反映出国脚成长路上遇到的教材、教练、训练都存在低水平问题，原来问题不是出自一家，至今，中国足球的正规教育还没走上正规，这是足球整体水平低的根本原因。

足协本应优先解决基本功，据说韩国就是用“魔鬼式”训练，优先解决新人的体能、基本功诸问题。但，足协失职，反而安排了频繁联赛赛程。在不掌握基本功和教练水平低的情况下，轰轰烈烈的甲A、甲B联赛，技术含量少，多的是比体力和运气，盲目的在低档次圈子里联赛，踢了这么多年，整体水平不能有效提高。这样的联赛已意义不大，应当彻底改革。

三 对中国足球改革的建议

中国足球，不但是为国争光事业，更是亿万球迷“举国欢腾”“疯狂”的事业，具有无以伦比的商业投资价值。若想改变今天千疮百孔的颓势，必须推倒重来、重整足坛：彻底改革足协，清除其遗留弊端，建立科学发展的机制，制订“足球法”，以保障足球科学机制的可持续发展。

1 对足协改革的建议

（1） 过去，足协官员，依仗“轮岗”，无知而独断专行，因此，首先改革足协，把“轮岗制”改为“目标责任制”。对失职，肆意妄为造成中国足球事业重大损失的谢亚龙、南勇、杨一民、薛立就地免职，降级使用，调出足协，并对足协财务进行审计。

（2） 足协要向“技术决策型并轨”，足协应主要由技术人才担任，建议：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任新足协；培养肇俊哲这样的球员委以重任。这样，足协才具有掌控全局的权威；技术决策能力；公正无私、可信赖的号召力。

（3）足球发展问题将很多，足协应设“参谋部”，吸收足球的主体俱乐部等相关部门参加，广泛吸取各方意见，协商、共同面对问题，以减少重大失误。只有这样，才能平“民愤”，顺“民意”，“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实现和谐共建足球崛起的机制。

2 对足球球员、教练的改革的建议

前述，米卢执教期间，发现国脚的基本功差、天赋低，整体水平低，时隔6年，均没有改善。因此，按老套路踢下去，已意义不大。中国足球的崛起需要改天换地，建立科学的发展机制，当前唯一的举措就是“推倒重来”——停止国内联赛，拿出一定的时间，对全体教练、球员进行统一的基本功“再培训”。有了基本功，天赋才能得以发挥，球技才能迅猛提高。对哪些经过培训，基本功还不能提高的教练和球员全部下岗！，为新人的成长清出位置，为其后的发展铺平道路。

（1）重新立法，包括教练、裁判、球员、足球法等法规，以规范有关的行为和保护他们的权益。要依法彻底整治、黑哨、球、教练受贿等相关人员，永不录用。

（2） 完善教练执教、基本功、战术、天赋引导等技术和训练方法，列入新教程和教练“应知应会”规范，使正规教育正规化，为提高足球整体水平提供技术支持。

（3）对全体教练、普通球员进行再培训

教练的培训：应急聘外教，实行网上培训。中国非常缺乏有天赋的教练，国内超龄球员要全部下岗，鼓励正派球员学教练，随同培训。并安排他们做俱乐部见习教练。

对于教练，要掌握足球的法规；孙子兵法列入必修课；掌握足球技术（含战术）和训练方法；要知己知彼，习惯研究自己和对手优劣势；参考解放军模拟实战演习的方法考核教练。再培训 期间，教练不离岗，兼对球员再培训，掌握自己球员的“基本功”的强弱点，要提出训练；对发现培养出天才，或培养优秀人才成绩突出的，将以“善于培养人才”的名誉列入考核成绩。最后，要重新对教练考核评级。

对于不掌握“应知应会”，不掌握自己及对手，应变能力差的，要全部下岗。

教练关乎俱乐部的成败，俱乐部要与教练签短期合同，增加流动，双向选择，减少教练受贿、不公的条件，使教练一进俱乐部，就要忙于评估队员，因材施教，早出成绩。教练必须具备适应今后快节奏的应变能力，中国足球将认“才”不认“人”。

球员培训：为使每个球员都有培训机会，每个俱乐部分为两套人马， 可结合网上培训。首先重点培训基本功，包括传、接球、抢、断球、控球、使用踝关节等等。体能要特别考虑，对疲惫球员不能强化训练。这一时期，重点可能要像米卢当年一样，要矫正球员顽固、错误的踢球技术和习惯；还要引导员的视野、意识。提高后，内部再比赛，以赛促练，不能以赛代练。希望教练能抓住这个重要机会，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这次再培训要力争使现有每个球员、教练都有位置和机会，使他们最大程度的把潜力发挥出来。对于很快就掌握基本功；或体能突出，视野、意识好的队员，列入有天赋的队员，将重点培养。

对有“位置”，基本功不能明显提高的球员下岗！年轻的，甲A转甲B；年龄大的下岗，鼓励他们转学教练、裁判、球校老师等工作。

这个时期，足协要会同俱乐部主持统一限薪；融资；避免球员，教练在国内无序流动；协商球员、教练考核办法及处理；教练外聘等，这是“非常时期”，尽力有序进行。

“再培训”选出的球员，教练将是当前足坛最好的，他们基本掌握基本功；提高了体能；天才崭露头角。有了基本功如盖楼基础好，球技会迅猛提高，新教练战术才会得到有力执行，联赛将成为初具技术型的联赛，水平将今非昔比！这时，国人会逐渐兴高烈重新热爱足球，俱乐部财产不是缩水，是升值，随着足球投资价值的显现，中国足球会逐渐会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中国足球这才踏上了生机勃勃的科学发展之路！

3 关于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建议

（1） 建立足球科究所，科研天才球员身体条件：如，“意识”的前提是“视野”，古有蔡邕“走马观碑”说，因此，选球员要考核队员眼睛瞬间成象、并正确记忆和反映的能力，余光成象能力；还要研究“后天”引导、培育的效果；基本功、体能与人体关系都要研究。罗纳尔多17岁已入国家队打败阿根廷，青少年的天才将决定中国足球的未来，要调研巴西等国的发展框架，研究如何发现、考核、培养不同年龄段的天赋等等。

科研所设情报研究，重点研究国外足球的发展经验；各球队的优劣势、战术，及我们的应对策略；优化比赛等录像资料。科研成果要全面推广致用，以提高整体水平。

（2） 立法实行淘汰制。重点培养和淘汰教练；新球员要解决基本功和体能，成年队员要解决天赋，对预期不能达标的将下岗，以加快选拔天才的步伐。下岗的转学教练。

（3） 青少年培养的构架还有待最后认定，但，有些方针要开始筹备：要正式组建U17队；要立法，球校必须正规化，取缔非法办校；制订统一的青少年足球教程；协商教育部，中小学关注足球；待天才的研究结果成熟，办训练班或短训班，力争 “普查”。

（4）选拔与训练并重。足球强国踢球给我们什么提示？他们回防时，有的盯人，有的急撤，迅速形成铜墙铁壁，连巴西队也毫无办法；进攻时，千军万马压上，对手顾此失彼；凭着视野，意识，一脚球就兵临城下；门前混战，瞬息万变，抓住瞬间偶然机会一脚定乾坤。这些是天才球员完成的，是天才教练导演的。兵临城下、千军万马、瞬息万变、惊心动魄！这就是使“球迷”“疯狂”的足球魅力！而中国足球，大相径庭！

中国足球必须要培养出自己的天才。要选拔与训练并重，通过“选拔；培养；淘汰”，和联赛中教练、球员的全力以赴的努力，要逐步解决基本功、体能、视野、意识；逐步解决各种攻防战术的整体配合。经过6年的奋斗，中国足球必将与时具进，藏龙卧虎。

我深信：在2014世界杯上，中国足球将以咄咄逼人的气势，于世界争雄！“一雪前耻”，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现在，中国足球的颓势已积重难返。上述建议就是“快刀斩乱麻”，我想，只有有这样推倒重来、重整足球的决心和不可动摇的举措，才能重新凝聚国人对足球的信心，热情和支持！ 中国足球就会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崛起，有13亿人口的中国足球辉煌指日可待。

1、净化环境 没有一个好的行业环境，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不过这个在中国做起来比较难，这需要各方面的体制改革进行配合，必须要下很大的决心。而恰恰就是这个决心，在中国包含的太多的暧昧；

2、正视自己，戒骄戒躁 每当有一点成绩，不但行业自身膨胀，媒体也煽风点火，牛皮吹的满天飞，似乎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是一战成名、功成名就。一直抱着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中国足球谈何发展？

3、合理分配，论功行赏 例如不进球就从上到下不发奖金，只有底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象现在这样勇夫懦夫、有功无功一律乱赏，皇帝，日日笙箫。长此以往，国足一定会把原始的那一点点上进心也消耗殆尽，剩下的只有球迷的眼泪；

4、善待球迷，知恩图报 没有球迷，足球连个屁都算不上！球迷才是足球的衣食父母、才是足球存在的唯一理由。好好善待他们，让球迷高高在上吧，把自己的不可一赶紧收起来。另外，足球这个行业如此富裕，在物质上也好好回报球迷们吧，该免票就免票，哪怕发给现场球迷每人一瓶水，他们的心也是甜的。因为，最可爱的球迷是最容易知足的，而不知所谓的“球星”才是最贪婪的。国足啊，快醒醒吧，球迷们会回来的，你们也会强大起来的（很遗憾，这里无法用“再次”这个词语）！到那时，世界杯的大门才会真正向中国打开，而中国的球队和球迷，也才能真正的昂首挺胸站在世界的面前！

目前问题我觉得有：

1、选人机制不完善；

2、国民热情不够高；

3、国民体质因素不适合；

4、联赛制度弊病太多；

5、人多不代表精英多，只是出现精英概率高而已

中国足球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啊

(三)中国足球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中国足球产业的相关法制不健全。在中国足球产业发展过程中，进入足球市场参与足球产业经营的企业和个人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行为，目的是解决球队的生存问题或树立形象；有的纯粹是企业行为，目的是提高企业及其产品的知名度，强化促销手段；有的则是个人行为，或出l丁对足球的 狂热或受足球巨人魅力、丰厚利润盼诱惑。然而真正为提高中国足球整体水平，开拓中国足球产业发展而投入的人并不多。由丁．动机不同， 目的迎异， 冈而所取的方法和手段也千差万别。一些俱乐部为了追求成绩或为了能够保级，往往不择手段，如行贿对方教练员、运动员或裁判员，这些现象在联赛中时有报道。经济利益的驱使造成球、黑哨、暗箱操作等不断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是中国足球产业的法制不健全，市场不规范，宏观理不到位。毫无疑问，一个不良竞争的市场不仅无助丁中国足球产业化的健康发展，反而却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中国足球产业的良性发展。

2．中国足球俱乐部管理者-市场竞争意识淡薄，市场经营开发缺乏力度。资料表明：我国足球俱乐部甲A和甲：B只有1／4的球队达到收支平衡，在最好的1998年的职业联赛，也只有1／2甲A球队和一支甲．B球队(辽宁队)基本做到自负盈亏，其余l7个俱乐部还要靠企业集团输血才能维持正常返作(当年有24支球队)。作为足球产业经营的主体—— 球队俱乐部的经营收入与国外俱乐部对比著距巨人。即使像上海中花这样在中国甲A足球俱乐部中堪称经营最好的俱乐部，每年也仅创造不足1000万美元的产值。中国俱乐部总收入是最低的，与欧洲、南美的俱乐部平均收入2426万美元相比仅达其八分之一。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冈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我国足球俱乐部步入产业化后并没有与彻底分离。许多足球俱乐部还存在依靠的拨款投资、依靠的政策倾斜进行经营管理，忽视了足球产业的经营开发，导致自身造血功能薄弱，有的俱乐部出现负债经营时甚至卖掉整个球队。虽然中国足协一直尝试引导各足球俱乐部参与足球产业中诸如多渠道的青少年培训、企业和人专院校足球联赛、足球专题；节目和作品的制作、足珠网络经营与推广、俱乐部标 产品开发和专卖、足球博览会、足球希望 程义赛等相关领域的开发和经营，但各俱乐部主动参与市场竞争意识薄弱，导致效益和同报率不高。目前我国足球俱乐部对市场的开发投入较少， 长期的依赖性导致市场竞争意识淡薄，完全被动依赖足球队成绩好坏而自然运作。没有真止投入人力、物力、精力去从事经营开发，即使有也只是从事广告、赞助的经营，不重视“小产品”的开发，从根本上忽视对足球俱乐部无形资产的开发和经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足球经营收入的不平衡，更为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差异，导致了经营开发的差异。

(一)更新足球产业经营的观念

在足球改革过程中，要切实端正对足球产业经营开发的认识，把握足球产业经营开发的基本内涵，对其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防J卜在改革中出现急功近利的思想，将足球产业经营开发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来进行，以使足球产业涵盖的所有机构和企业进入真上E的白土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和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

(二)完善足球市场的运行体系

完善相席的法规，加强足球市场的建设和管理，尽快解决迫在眉睫的各种产权归属问题，

按照市场规律合法管理包括电视转播权出售、指定产品开发、广‘告和赞助商、球员买卖等在内的商业运作，形成一种法制化的市场体系。

(三)推进足球俱乐部的运行机制

在推进足球产业化经营开发的进程中， 十分必要的环 宵是迅速规范足球俱乐部的运作。中

国足协麻积极地制定法规，完善足球俱乐部体制使之与国际接轨，为进入全球范围的足球产业化经营开发提供必要的准备。用集约化经营方式，由多个倾情于足球的社会集团、公司合作联营，共同开发足球产业；通过股份制创建足球产业集团，实施品牌发展和延伸战略。

(四)重视后备人才的培养

中国足协廊制定出与中国足球发展相适麻的青少年足球运动训练火纲，制订K期和全面的

青少年足球发展规划，尽快提高青少年球队教练的整体素质。引导足球俱乐部管理者在足球产业经营中，以产业化经营开发的视野，把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的培养作为足球产业的“产品”来经营开发。加大足球运动的普及，增加青少年足球运动投资，努力促进足球技术水平的提高，真正达到足球产业经营开发的最终目的。

(五)建立职业足球大联盟

尽快制订与我国足球产业相对席的法规、政策制度，成立相对独立的职业俱乐部联盟，实现政俱分开。职业联盟是由各俱乐部组织起来的对职业联赛进行统一管理和经营的机构，职业联盟和中国足协的关系是两个互相监督，互相作用的民间团体。中国足协负责管理全国性比赛、杯赛 I国家队的比赛，而职业联盟贝0负责管理职业联赛、俱乐部的建设和经营。

(六)合理引导足球产业经营的方向

中国足协应不断强化自身的建设，树立高效秆I高素质的形象，带动整个足球产业的规范化管理，确立足球产业经营的区域布局、龙头经营项目及不同地区足球产业经营的战略，加强对足球产业经营开发的宏观指导，下力气加快足球产业经营开发的改革进程，努力改善中国足球的经营和投资环境。只有这样，中国足球和中国足球产业才能步入良性和健康发展的止轨，才能实现真止意义上的腾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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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洪铫．十年甲A拉动中国足球发展和进步N．中国体育报，2003-1 2-03，

中国足球为什么这么菜？原因是什么？

中国足球目前后备人才的培养存在很大的弊端，突出表现在以下三点。

1、训练缺乏科学性由于教练员水平参差不齐，使得青少年训练缺乏科学性，花费大量时间去练习无攻守对抗条件下的接．传、带、及防守抢截技术和身体素质练习，却忽视了足球意识这个只能在有攻守对抗情况下才能被锻炼和提高的重要能力。据统计，中国青少年足球训练所用的有攻守对抗形式的训练方法仅占总体训练比例的10％-20％。而世界足球先进国家这一比例高达80％。造成我国队员在平时训练中看着技术不错，但一到正式比赛巾却不能完全发挥。在青少年训练这一环节二，邻国日本给做出了榜样。就在十五年前我国各级足球队与日本队比赛均胜多负少，而现今情况却恰恰相反。日本正是得益于对青少年后备力量培养的丰硕成果。日本的培养体系是根据本国国情、民族特点，身体条件、足球基础等因素而制定的。制定切合本国实际的足球训练体系，此体系被称为“足球俱乐部训练中心制度”。训练中心制度共有四级，各级由上到下形成金字塔模式I。处最上面的两级由当地足协根据日本足协和地域足协的要求组织选拔运动员的集训、比赛、教练进修、研讨等活动。可以看到此体系上下衔接紧密，优秀运动员可以输送到更高一级的训练中心，从而形成了庞大而高质量的后备力量体系，保证国家队具有相当的实力基础。

2、高收费足球从产生之初就被称为穷人的游戏，但在时下的中国已经被改造成富人的游戏了。孩子踢球应是在其兴趣驱使下来完成的，这样才有继续踢下去的动力。而现今父母花大量金钱让孩子学踢球，对孩子来说踢球逐渐变成一种包袱。而真正热爱足球的孩子却因为昂贵的费用被拒之门外了。目前足校年收费都在万元以上。以经济状况一般的沈阳地区为例，在足校集中吃住训练的学员的平均费用在12O00元到15000元之间，就全国范围而言，虽有略微差异但差距不大。

3文化学习和思想品德教育力度不够我国目前现行的青少年足球训练体制多为“三集中制(食宿、学习、训练)通常是上午上课，下午训练，文化课的学习不如一般学校，且学生远离社会和家庭的教育，致使学生的文化课学习受到严重影响。长此以往，文化课的学习受到轻视，同时也忽视_『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因此，中国足球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足球基础薄弱、后备力量培养不得力，虽然此观点一直被众多专家学者反复强调，但就目前现状，收效甚微。

怎么看待中国足球的现状？问题出在哪里呢？

中国足球菜是因为管理体制。

看了看这么多回答，能说到中国足球问题症结所在的不多，大多是人云亦云，把中国足球问题归结到虚无缥缈的中国足球人口不足，足球文化不行，职业道路太窄，等等。这些问题貌似是从根本上解释中国足球问题，但实际上都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问题之道，或者真明白人不愿意出来说破。

想当年解放前，我们的球王李惠堂，打破亚洲无敌手，在欧洲也属于顶级球队，那是什么年代，那时候的中国足球环境足球人口比现在应该要差远了吧，为什么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积贫积弱如此，还能在足球这个集体项目中大放异彩，真是令人感叹。

中国当前足球投入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上层对足球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足球还在走下坡路，丝毫看不到见底的趋势。何也？

中国足球的症结在职业足球的管理体制，那就是行政垄断。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由于改革的半拉子的工程，造成了被利益群体利用的畸形职业化道路，中国职业足球既得利益群体包括足协、俱乐部、球员、教练员、裁判员，甚至媒体，都已经成为垄断的小圈子，任何触动他们利益的改革都是寸步难行。

就说搞足球大联盟的，这个是本届足协上任以来就说一定要搞的，几年过去了迟迟不见动静。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大联盟就是要打破职业联赛的管理体制，革足协自身的命，让俱乐部搞大联盟自我管理，足协还有啥权力，足协对联赛还有啥影响力。这是万万不可得放手的权力。

如果允许职业联赛搞职业联盟，那么就要放开，允许多个联盟的存在，这多个联盟之间搞竞争，这样中国的多级联赛才能发展起来，中国的职业俱乐部的数量才能大大增加，中国的业余联赛联盟才能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这个多层次的生态体系才能健康成长。

足协的权力不仅在于此，职业球员注册、俱乐部的注册、海外青训俱乐部来华准入、球员的签约、业余球员向职业球员过渡转变的路径，统统都在足协的手里。其他像俱乐部的标准、裁判员的选拔、国家队的选拔，这些权力统统掌握在足协手里，足协是从内心深处是不愿意放权的，竞争越少越好，他们就可以左右发展，就可以变现。

管理上的垄断才是中国足球不上去的根部原因，正是垄断，才导致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数量上不来，能参加的职业足球联赛的数量太少了，注册的球员太少了，职业球员的数量太少了，青训的出路太少了，只能靠走关系送礼才能踢上职业足球，才能打上主力位置，为什么，俱乐部太少了，联赛太少了。其他教体结合，业余足球与职业足球的衔接，才能随着而来。

中国足球存在最大的问题

先和支持足球的球迷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我们大家都很辛苦，足球真是我们中国男人的苦啊！中国国奥队小组赛第二轮与比利时队的生死战，郑智、谭望嵩接连被罚下场。最终中国队0-2不敌对手，小组出线基本无望.肩负着亿万人的梦想，萦绕着几代人的愿望，但是中国男足还是在关键的时刻做回了那个让我们恨铁不成钢的自己。伤心之时，做一个单纯的球迷，骂上两句方解心头之气，只是这样的骂拯救的不了中国足球，一切还得重头开始。“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是对中国足球最好的描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送走了一代又一代那些怀着梦想的中国球员。失败已经不可挽回，中国足球如何走好下面的路才是最重要的。当中国的足球体制已经严重阻碍到中国足球发展之时，废旧立新是必须的。无数次失败后的象征性反省，让我们对足协已经不再抱有希望，急于求成的性格让我们看到了足球政治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巨大伤害，我们不想在亲历一次那种让人无处发泄的失败。联赛是根本，商业化的经营才是一个联赛永葆活力的基本。J联赛的成功和中东国家正在走的路线是中国足球借鉴的一个好例子。只有学习才能进步，固步自封只会自取灭亡，由上个世纪的领先到现在的被日本超越，难道中国足球还要被东南亚超越吗？中国足球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改革体制，发展联赛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的足球之乡大连只有700注册球员，而日本东京则拥有5万人注册。中国孩子要踢球，就得上足校，而且费用得一次付清，一年就是上万元。在球场上，我们输在实力，而在球场下，我们输在古板培养体制。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足球在浑浑噩噩发展了那么多年之后，依然没有一个完善的百年，这使得中国足球永远只着眼于眼前的一亩三分田，常常顾此失彼。2010年世界杯的冲击失利的教训和奥运会的失败都是中国足球错误的战略造成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努力和实现，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一次奥运会的名次无法代表中国足球实力的强大，更何况现在连这个很傻很天真的梦想都将破灭，正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而在今后几年里，中国足球都将处在长期的无球状态。在足协要求球员负责的时候，被耽误的一代该向谁申诉。只有一个一个目标的去实现，才能使中国足球强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目前完成不了的，也没有人会去怪罪。立足于重回亚洲强队，才是中国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在中国足球落后于世界之时，中国足球的洋教之路是必须的，而中国足球的官员们如真的希望中国足球发展进步，那么何必吝啬手里的金子和那份对洋教的信任，用人不疑，既然选择了就应该坚持，花个好价钱，请个好教练。病急乱投医是最切忌的，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太多太多，只有明白了中国足球适合什么样的路子，才能对症下药。结合中国球员本身的特点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教练。 中国足球要改的东西还有很多，要走的路还长，只有一项一项的去解决了，才会好起来，中国球迷已经伤心太多，但是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失败是让人无法接受，哀莫大于心死，中国足球已经危机四伏，到了勇敢迈出新的一步，重新投胎做人的时候了。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中国足球，做一个真正的球迷，而不是伪球迷，虽然很辛苦，但也算是磨练意志，也是爱国的体现嘛！

中国足球的症结在哪儿？各位大师救救国足吧。

体制和监督

以2004年10月2日北京国安俱乐部足球队的客场罢赛为序幕，以10月17日大连实德俱乐部董事长发表有关改革中国足球管理模式、成立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盟公司）为开端，近期由部分中超俱乐部的“足球投资人”发起的被部分媒体冠以“中国足球革命”的2004年中国足球风波最终以中国足协满足“革命者”的部分诉求——2004年度中超联赛 “暂停降级”、先后向俱乐部公布本年度中超联赛预算和决算方案以及成立深化改革中超联赛体制的小组——来交换到“革命者”对中国足协拥有依法依章管理中国足球的权力和拥有各类国家级足球竞赛所产生的财产权的暂时承认和尊重而暂告平息，联赛继续进行了。但是，风波并没有完，随着11月11日中国足协成立“中超深化改革工作小组”和“会员协会深化改革工作小组”,并制定了具体的改革日程表，有关中国足球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尽管这次被冠以“足球革命”的波澜称不上壮阔，但却折射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些问题就是中国社会问题的缩影。从法律角度看，足球界长期难以解决的比赛腐败、裁判“黑哨”等徇私枉“章”问题与社会其他方面存在的腐败现象、司法体系信任危机实乃同出一辙。不过本文主要就这次风波所引发的部分俱乐部与中国足协在深化中国足球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所涉法律问题上的歧见展开分析，以社会法暨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为中国足球经营管理体制的创新提供基本理念和具体法律工具的支持。

在现代资本力量无孔不入的大背景下，体育早已开始产业化、社会化了。在以经济为精神特质的20世纪，资本侵入了所有领域——慈善领域和文化、体育、医疗等领域。20世纪晚期第三域非营利组织勃兴：一方面，大批自主的私人组织，不再热衷于为其股东或经理孜孜逐利，而是致力于国家正式机制以外的公共目标，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继续分化（二者的区分不在于是否从事经营，而在于是否以向投资人分配经营利润为其设立宗旨）；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二者的融合，人们已经很难区分它们的界限（因为非营利性组织也利用营利性组织的运作方式从事经营，营利性组织也被提出了负有社会责任）。因此，如果欧洲某一国家的足球协会既具有管理职能又从事足球产业的经营并不会让人吃惊。2004年发生的中超风波是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以及组织之间在中超联赛自治方面的竞争与合作问题在中国难得一遇的典型、鲜活且集中的表现。这里面涉及到第三域的非营利组织——中国足协、球迷协会，又涉及到私域的营利性组织——俱乐部及其投资人、赞助商、电视转播商，还涉及到公域的公权力组织——国家体育总局。中超俱乐部投资人挑战中国足协，向其提出分享和行使中超联赛的财产权、经营权、管理权、监督权的要求，并以罢赛、延迟今年剩余比赛为武器。俱乐部及其投资人通过召开“投资人联席会议”并以各种名义充分表达了资本的逐利和话语权诉求。中国足协通过召开中国足协执委会坚决维护其对联赛的管理权和财产权。尽管冲突双方声称的目标是一致的——解决足球联赛中的种种问题，搞好中国足球，但是它们的具体看法却并不一致。社会自治两个重要领域——营利的私域与非营利的第三域——中的组织的分化与融合，以及它们与组织之间的分化与融合，在中国足球领域表现极为突出，而且该风波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典型的社会自治领域的竞争与合作问题。这种法人团体要求自治的变革最终会促进社会立法和经济立法，并促进相应司法能力的提高。

社会法暨经济法是传统的公法和私法不能妥善解决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多元、多层次利益交叉融合和矛盾冲突而出现的新兴法律部门，它以具体领域的社会公众的利益为基准，协调“社会权力”之间和“社会权力”与公权力、具体领域的公众之间的冲突。但是，社会法暨经济法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还是个不为人所熟知、所充分理解的新生事物。社会法暨经济法的发挥作用既取决于公权力的自我限制和革新，也取决于自治组织的力量，没有均衡的力量匹配很难让法制变革发生，即使通过移植或者根据理性至上的精英意识制定了相应的法律，也很难让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2004年中国足球风波为社会法暨经济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素材，也是以社会法暨经济法理论来武装参与变革的各种力量并促进变革和平、有序实现的良机。

国家级的足球联赛在西方发达国家是典型的社会生活的自治领域，在当代中国它还需要逐渐从的主导和支配中解脱出来从而演化为另外一种更具有时代适应性的面目——在公权力的支持下，实现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这场风波就是中国足球经营管理体制变革中必然发生的要求重新界定各方权益集中而激烈的表现。可喜的是，尽管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但冲突双方都拿出了法律武器。在和平条件下，利益直接表现为法律上的权利，因此双方争议的焦点也集中在法律问题上。

一、中超联赛的财产权利问题

变革首先遇到的就是联赛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因为与美国、欧洲等国联赛的产权运作尤其是启动机制完全不同，中国足球联赛的产权人并非是等俱乐部的“投资人”，也不是中国足协这一半官方半民间的非营利法人社团（它只是联赛产权所有者代表的委托代理人），其产权人是“全民”，即联赛财产是国有资产。从1992年启动中国足球改革并在1994年将专业化足球改革为职业化足球之后，中国足球的国家级联赛开始了社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但是，除了俱乐部自己对球队的投入之外，整个联赛的组织工作（中国足协及其地方协会来承担的）和初始投资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鉴于全民财产无法由全民直接行使所有权，所以联赛产权的直接代表是院下属的国家体育总局。俱乐部的会费、赞助商之赞助都是联赛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对价。故而等所代表的俱乐部投资人对联赛财产权提出所有权的要求是难以成立的，而中国足协执委会在2004年10月26日会议中的决议中提出“中国足协是竞赛所产生的所有权的最初拥有者”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只是所有者（全民）代表（国家体育总局）的委托代理人，而非产权人，甚至产权代表也不是。因此，在2004年中超风波中提出财产权要求的双方都缺乏法律依据。联赛的所有权人（全民）如果决定将其民营化则需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程序下进行决策并合理估价，在有关法人团体支付了合理对价后取得该项财产权。联赛所有权人如果决定继续维持国有公营的现状，则可以继续由所有权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委托中国足协这一非营利法人团体经营联赛。但是，按照20世纪末期开始的第三域团体革命和重塑运动所代表的潮流和趋势来看，中超联赛需要逐渐从全民所有通过公正程序变成第三域的团体（中国足协）所有或者私域的团体（中超联盟公司）所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俱乐部和中国足协提出所有权要求都代表了时代的要求，但是它们都需要支付合理对价并承担社会责任——譬如从联赛收入中抽取一定费用设立基金，以支付各级国家队的训练、比赛费用和用于青少年足球人才的培养。无论是国有公营还是部分或者完全的民营化都需要严格界定产权，以产权为该联赛运作的基础。须注意的是，联赛的财产权与俱乐部的财产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以混淆。“俱乐部的投资人”是不能通过偷换概念而变成联赛的投资人，更不能据此占有国家财产，否则就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2003年版的《国际足联章程》第71条第1款规定，“国际足联、其会员协会以及各洲际足联为由其管辖的各项赛事和竞赛所产生的所有权利的最初所有者，且不受任何内容，时间，地点和法律的限制。这些权利包括各种财务权利，视听和广播录制，复制和播放版权，多媒体版权，市场开发和推广权利以及无形资产权如徽章和版权。”中超联赛作为中国足协管辖的赛事，其各种财务权利、视听和广播录制、复制和播放版权、多媒体版权、市场开发和推广权利以及无形资产权如徽章和版权都应当在名义上由中国足协最初拥有。这与体育总局授权中国足协行使联赛的财产权利是相一致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超联赛的财产权在没有民营化之前仍然属于国有资产。

变革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自治的有效性问题。中国足球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是适应世界潮流和中国体制转型的需要而逐步展开的。1994年创立职业联赛就是逐渐使原先的专业队由依附转为市场主体，足球事业的投入也由国家承担转为依靠市场化运作，多渠道增加投入。另外，职业联赛也逐步将赛区的管理、组织工作由牵头的赛区委员会承担转为由实体化的各地方协会承担。2004年成立中超联赛的初衷也在于进一步通过改变联赛的经营管理体制提高中国足球水平。按照中国足协副杨一民的话讲，中超联赛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管理体制——在中国足协的领导下，以中超委员会为主导，以中超俱乐部为主要成员，以中超的章程为基本依据，民主协商，民主决策的管理体制。这些年的足球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其实就是逐渐将官办的足球事业社会化、市场化，促进足球领域的社会自治。但是，自治的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

首先，自治的有效性依赖于法人团体间协调机制的灵活高效，而现行的自治机制中缺少俱乐部对中国足协制约和监督的法律渠道，俱乐部的意见很难影响足协的决策。成立中超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制定《中超联赛章程》和成立中超委员会，在足协和俱乐部之间建立对话的平台和制约的机制，但是实践证明它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固然与足协专制的官僚作风有关，也与俱乐部和足协在中超联赛中的财产权、经营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划分不清楚有关。在现行体制下，中国足协作为联赛财产权所有者代表的委托代理人是经营联赛的主导者，但是俱乐部作为联赛的生产者之一应当分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利益的基本部分甚至应当是固定的，经营不善的风险应当由中国足协承担而不能由俱乐部承担。在民营化之后，经营风险应当由承接联赛财产权的组织（譬如等提出的联盟公司）承担，中国足协则取得固定收入，并以此收入经营国家队和培养青少年足球人才。由于中超的财产权和经营权不清楚，所以其自治机制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因此，改革或者明确现有的产权以及明确相应的风险负担是中超自治机制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否则还将是一本糊涂账，无法调动自治团体中各方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另外，联赛财产权和经营权的明确界定需要通过自治团体中的各方协商解决并需要取得体育总局的支持，这与《国际足联章程》第71条第2款的规定也是吻合的。该条款规定，协会执委会应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权利以及权利的内容并就此制定特别的规程。执委会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独自使用此权利或同第三方合作或完全通过第三方来行使这些权利。因此，通过成立中超联盟公司的方式运作中超联赛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但是它需要相应的协商机制和法律制度安排。

其次，自治的有效性依赖于消费者和生产者对联赛的监督制约。球迷协会、球员工会、裁判员团体以及赞助商都可以以某种方式向自治的足球法人团体（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联盟公司）施加压力，它们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表达呼声，也可以用脚投票——离开中超联赛。在这次风波中颇为遗憾的是中国球迷的表现相对消极。中国足球联赛的发展促成了众多足球球迷协会的成立，但是这些球迷协会在事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没有发出什么有力的声音。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难能可贵的亮点。中超常委会开会前北京球迷协会的球迷代表在会场外发放传单、接受访。在他们分发的题为“尊重球迷权益、净化赛场环境”的宣传单中，提出“取球迷听证制度、尊重球迷利益”的要求。其中还有一球迷执着地举着“要求旁听会议”牌子，并不时呼喊要求旁听会议的口号。另据报道，上海、青岛、武汉、南京、天津五地球迷俱乐部所组成的中国球迷联盟联合在新浪网向中国足协发出公开信，并针对中国足球的改革提出加大足球产业市场化改革力度、建立规范的联赛管理体制、让球迷参与关键决策、保护球迷权益、发展球迷团体、规范各俱乐部票务市场等六点意见。这是民间自治力量监督作用的发挥，但是相对庞大的球迷组织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由此可见，中国民间自治力量的表达能力和表达欲望还较为有限。尽管后来中国足协召开了球迷座谈会，尽管变革中冲突的双方都把球迷利益放在他们高举的大旗之上，但是球迷对变革的直接推动作用很小。既然不能对足球经营管理体制的变革发挥什么直接作用，那就干脆什么也不说，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再现。

再次，自治的有效性还依赖于媒体的监督。媒体公开透明的及时报道和有关转播权的谈判是有力的制约力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自治、自律机制的形成。在这次风波中需要赞扬的是媒体。中国大陆的足球新闻至少具备相对的“新闻自由”，每一个关心中国足球的人都不难从近期传媒的自由报道中得到整个的具体情况甚至细节，都不难从传统的大众传媒和新型的电子网络上得到各色人等对这次被冠以“足球革命”风波的种种评论。有人赞同并支持等“革命者”的“革命行为”，认为他们的行为不仅是要推动中国足球管理体制迈向完全市场化，而且这种超越足球领域的“宪政中典型的公民不服从”的行为可能会促进中国民主的发展；有人反对并质疑等 “革命者”资格和动机；还有一些传媒和球迷虽然早就对中国足协的专制无能不满，但倾向于认为等人的“大亨革命”不过是场分肥闹剧，或者说是打着“全面市场化”、“谁投资、谁收益、谁享有”旗号行侵吞人民资产之实的“掠夺阴谋”的适时实施。总之，媒体给予该极大的热情和关注，作了充分、自由的报道、评论，各种不同的声音都得到了充分表达，提供了中国公民社会自治机制形成所必需的机会和平台。

最后，自治的有效性还依赖于国家体育总局重新定位和审视自己的职能。在这次风波中，无论体育总局的领导是如何幕后指导足协工作的，但是它始终没有公开出面干预足协的自治，严格遵守了《体育法》第31条的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不过，中国足协的高层官员仍然由体育总局任命的做法充分说明了足协还是有强烈官方色彩的半官方组织。这也是自治机制难以有效实现的瓶颈，而这也是与《国际足联章程》的规定相悖的。该章程第17条第1款规定，“会员协会的机构只能通过本协会内的选举或任命产生。协会必须在各自的章程中规定选举的程序以保证选举和任命的完全独立性。”如果不按照上述程序产生会员协会机构，国际足联是不承认的，即使是过渡性质的也不允许。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可能还需要改革足协本身，改革体育总局和足协之间的关系，促进政事分开。这也是公权力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之间在当代分化融合的需要。

依法处理国家与法人团体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并有效保障法人团体的独立法律地位，是团体自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能保障团体的民间自治性，国家侵入或者抑制团体太多，必将重现罗马帝国末期、中世纪末期、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法人团体萎缩、作用减退以及社会失去活力的现象。只有在团体自治以及团体与公权力组织合理分工与分离的时期，才有团体的勃兴和社会生活充满活力的局面。因此，确定团体与国家有关机构——登记管理机关和专业管理部门——之间的不同法律地位和职能范围的立法非常重要。这种分离与分工在西方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中国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

自治并非是摆脱管制，重塑运动中的管制革新潮流也并非是不要管制，而是自治与管制关系的重构。管制是为了进一步扩充自治，在这里，管制革新与竞争自治是“一币之两面”，它们并非是排斥关系，而是一种融合并相互扩张的关系。

在中超联赛中，公域、私域与第三域的界限是极端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充分的协商、协调和合作，也需要充分的竞争制约机制，更需要法律来规范、保障。因此，在新世纪的自治浪潮中，社会学所谓的规范饥渴并未减少，反而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跨越公、私两域甚至第三域的社会法暨经济法的勃兴。社会法暨经济法秉持其社会本位思想，是协调社团自治和管制之间冲突的有力工具。

变革中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法人团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问题。根据1998年院颁布实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现行社会团体的管理体制取了两种限制竞争的措施：第一，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的，一般不许设立新的社会团体；第二，限制社会团体从事跨登记管理区域的活动，条例中社会团体名称的地域性要求、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章程中须明确规定本社团的活动区域等规定都是其体现。虽然并非对所有的社会团体都需要上述地域单一性限制，但为了保障竞争的有序性，对某些团体进行上述法律限制是合理的。这在体育领域则最为典型。《体育法》第31条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第40条规定，全国性的单项体育协会管理该项运动的普及与提高工作，代表中国参加相应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就中国足球协会来说，根据2003年由会员大会通过并依法登记的《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第2条规定，中国足球协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足球运动的单位和个人自愿结成的唯一的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中国足球协会是唯一代表中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国际足球联合会会员和亚洲足球联合会会员。类似中国足球协会的地域单一性要求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大量存在的，这种团体的地域单一性不是通过竞争形成的，而是通过法律取得垄断地位的。如果中国足协经营管理不好，中国的俱乐部和球迷（消费者）也无从选择支持另外一个社会团体。在西方可以通过选举更换无能的管理层，但中国足协的管理层是通过非完全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因此，对此种通过法律授权而取得地域垄断性的社会团体虽然在其产生初期需要主管机关进行严格的监管，但是最终还是应当通过逐渐推进依法自治来解决问题。

联赛财产权通过合法程序转移到中国足协手中还是俱乐部成立的联盟公司手中，都无法排除中国足协的管理权。中国足协无论以现在的半官方身份，还是完全自治之后成为彻底的民间组织，都具有管理、监督联赛的职能。这就涉及到营利的俱乐部之间以及它们与非营利的足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如何规范的问题。无论是取中国足协以其拥有财产权、经营权、监管权从而主导各俱乐部之间的合作协调的机制，还是取俱乐部通过联盟公司取得财产权而主导参加联赛的各俱乐部之间的合作协调的机制，合作协调的机制都是经营联赛所必需的，但是它们都不得违反反垄断法的要求，不得利用垄断地位或者优势地位掠夺联赛消费者——赞助商、媒体、球迷——的利益，也不得利用其拥有的“社会权力”压榨劳动者——球员和裁判员——的利益。2004年中国足球联赛风波中出现的罢赛行为，威胁无限期停赛行为以及操纵比赛结果和追打裁判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既不顾消费者利益也不顾劳动者利益的行为（虽然其中可能有“黑哨”问题所迫，对“黑哨”问题必须有一个为所有各方公认的符合足球比赛规则的解决方法）。在中超联赛中，每个俱乐部球队都是垄断集团的成员，它们之间的部分或者全部成员的任何形式的卡特尔协议行为或者协调一致行为或者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或者相互持股、关联形成任何意义上的两个俱乐部的结合，都是违反反垄断法的基本原理和精神的。在欧盟，足球协会和成员国的足球协会操纵比赛门票价格的行为是可能遭到竞争法执法部门的审查的，价格要由市场决定而非由一个垄断的同业公会决定。

因此，《国际足联章程》第18条第2款规定，“各会员协会应确保所属俱乐部就任何同会员资格有关的事务的决定权，不受外部机构影响且不论其取何种法人结构。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比赛的完整和竞争性受到威胁，会员协会都应确保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包括控股公司和子公司）不得同时控制一家以上的俱乐部。”该条款的宗旨在于保持联赛的竞争性，从而提出了联赛的反垄断要求。所以，反垄断是中国足协的一个重要职能。

实际上，《国际足联章程》第72条规定的“国际足联、其会员协会以及各洲际足联有权对其各自管辖范围内的足球比赛和赛事的图象、声音和其他数据传输方式的发行进行独家授权、且不受内容，时间，地点和技术和法律方面的限制”仅仅是说协会有对赛事转播进行独家授权的权利，这种独家授权本身不受法律限制，但是协会如果滥用其垄断地位或者优势地位损害下游企业（转播商）和消费者的利益还是要受反垄断法规制的。

法人团体之间提供社会服务的竞争和为提供服务而展开的吸取资金（提供的财政支持、社会捐助、适当付费所得等）的竞争是需要相应的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规范来保障的。因此，联赛的升降级是“为赢得更高一个层次的市场而竞争”的重要制度。所以，足协取消暂停2004年中超的升降级是暂时取消竞争，正当理由不足，只是一种无原则的妥协。而且这种妥协是在实际解除了盛传属于“革命者”领袖的“实德系”的四川冠城降级之虞的情况下，这就更使人们难免产生中国足协无能和无原则的印象。

变革中遇到的第四个问题是司法的最终保障问题。联赛中的“”、“球”、“黑哨”等违法问题必须严肃处理、打击，不然其他问题都无法解决，这就需要司法的深度介入。而足球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所有权保障、社团之间协调机制的形成和有效运作、竞争与合作的规范等也需要司法的最终保障。司法为自治团体在内部与彼此之间的分歧和争议解决提供了权威性的裁决机制，为各方依法依章维护自己的利益提供了一个公正的场所与程序保障。但中国目前现有的司法体制可能还难以对此提供完善的保障机制。所以，司法体制的改革、完善、提高是社会法暨经济法发挥其社会正义性的基础，因为复杂、模糊、高级的法律需要更高素质的法官和更高水平的司法体制。

私域法人团体所谓的私法自治行为是建立在当事人的利益和力量较量的基础之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基础之上，所以民商法的司法保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的痕迹，无论是其意思表示行为本身还是向法院进行相应的说服工作，甚至最终的司法强制性。社会法暨经济法则建立在对法人团体自治规范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以遏制社会权力暨市场权力的“恶”，并促进弱者合作、争取发展机会为目标准则。在社会自治领域既分化又融合的情况下，司法审查已经不可能严格区分二者的行为差异，而是统一进行司法审查，但在具体事项上则运用不同的理念来适用法律。

正像涂尔干在19世纪末期所指出的，“虽说法人团体并不是公众关注的惟一问题，但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对其他问题的讨论都依赖于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我们不去创建新型法制所必需的团体，就无法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法制变革运动。因此，要是我们现在就想制定出详细的法律，那确实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因此，中国2004年的中超风波所带来的团体变革也必然带来新的法制变革，必然给现有的立法和司法提出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从多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足球的弊病在哪

中国足球的症结简直太多了。几乎是全方面的。按照我国的制度来看，基本是很难全部改进的。

1，外行领导内行，中国足协虽然名义上是民间组织，而实际上仍然是国家机构。没有公务员身份是不可能去足协里担任重要职位的。

2，教育制度的问题。我国历代一直是重文轻武，古时候武就是打仗，现代战争少了，那武就是体育了。现今我国对下一代读书的重视已经是到达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属于一种病态了。从小就培养孩子读书，都不肯输在起跑线上，而足球也同样需要从小打基础的，国外的孩子可以学习踢球两不误，而我们的学习的难度造成了我们的孩子只能在足球和学习上选择一个方向。那毫无疑问，超过99.99999%家长肯定是选择读书的。原本到了高中时期，国外这个年龄层的孩子已经开始出成绩了，而我们的孩子却还在为参加高考而努力。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没有后备力量。那是因为我们自己全部都放弃了。

3，奥运战略的倾斜。我国也不是不重视体育，但关键的问题是奥运战略在作怪，我国重视是体育项目基本都是奥运战略可以出好成绩的项目，那足球肯定不在此类。那国家不会对此特殊照顾的。而中国体育实行又是举国体制，因为很多国外不是很重视的项目，我们都因此成功了。但足球不行，国外实行的是先进的职业体制，我们因为上面的原因却很难实现，无论是不能实现，还是不愿意实现，反正现在只能玩个皮毛。

中国足球和外国的相比，差在什么地方

新华社:中国足球根已溃烂 韦迪走球迷通道是讽刺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足球的机制出现了问题，中国足球的根已经腐败溃烂，中国足球的生存链条已经出现了严重脱节。而过去以南勇为代表的中国足球管理层无疑是这个链条的关键一环，他的倒台在揭开中国足球黑幕的同时，也是中国足球洗心革面、从头再来的一个契机。

新华网约翰内斯堡6月15日体育专电题（记者公兵、树文、郑道锦）韩国队2：0斩杀希腊队，日本队1：0羞辱喀麦隆，朝鲜队虽以1：2不敌巴西队，但这显然是虽败犹荣，与中国队2002年的0：4不可同日而语，以坚忍不拔著称的朝鲜人在场面上绝对没丢人。三支东亚球队你方唱罢我登场，红红火火，不亦乐乎。数来数去，看来看去，总觉得少点什么。哦，原来是遍插茱萸少一人，中国队在家“休”呢！ 推荐阅读>>>>>新华社:建议国足留学朝鲜 待遇标准回归70年代

由于中国队未能参赛，作为中国足协掌门人的韦迪都只能走着球迷通道进场观看比赛。真是莫大的讽刺！

东亚的欢歌

“太极虎”首战对阵前欧锦赛冠军希腊时展现出犀利的进攻和充沛的体能，整支球队在移动上非常迅速有序、三条线都有出色的发挥。球队的****、队长朴智星状态极佳，他在比赛中的那记“千里走单骑”进球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前三场比赛中最精彩的。另外，他在中前场的进攻组织中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将李青龙、奇诚庸、金正友和朴周永等人完美地串联起来，形成了强大的战斗群。

更重要的是，基于世界杯亚洲球队首场比赛从未获胜的惨淡和世界杯历史上亚洲球队对欧洲球队6胜9平32负的成绩，韩国队的胜利起到了捅破“窗户纸”的作用。

再看日本队，1：0小胜喀麦隆队，又为亚洲球队取得一场胜利，将亚、非球队在世界杯上的交手记录提升为3胜3平1负。尽管没有韩国队耀眼，尽管在世界杯上取得的16强成绩还是在本土作战，但日本追求巴西风格的执著和在多场友谊赛将欧洲和南美强队拉下马的事实，都表明日本足球不断在进步。

作为一支神秘之师，朝鲜队首战遭遇巴西固然不幸，但朝鲜人体能充沛、意志坚强、整体作战的特点更是尽显无遗。其防守反击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队员们精神高度集中，永不放弃的斗志博得了阵阵掌声。郑大世等核心球员的发挥也使得巴西队员大吃了一惊。此战过后，死亡之组的其他对手哪个敢小瞧这支神秘之师。

对比出差距

东亚三强的打法各有千秋，但也颇有几点共同之处。

第一，三队都坚持自己的风格不动摇，日本的巴西化、韩国的荷兰化、朝鲜的防反，打造本国的足球风格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谁好就学谁这么简单，这三队都至少将自己的风格固定了十余年，不因为一时的失利或者主帅的变更而改变，更不会因为主管领导的喜好而变化。这一点，中国足球人应该惭愧。

第二，三队都有“海归”选手作为球队的核心，并使本队发挥上一个台阶。日本队从三浦开始，中田英寿、中村俊辅，现在本田圭佑又成为了日本队的新旗手；韩国球员在2002年之后，大举登陆欧洲，同时继续在日本J联赛保持一定的地位，从朴智星，到李青龙，韩国队的****也已基本在海外完成了过渡；就连朝鲜，郑大世和安英学、俄超前锋洪映早，在朝鲜队队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中国呢，在李铁、郑智之后，谁能继续在欧洲为中国足球保持影响？谁又能使本队上升一个档次？没人！

第三，心理上的平衡。经过这么多年国际赛场的锻炼，日本和韩国两队在对阵欧美劲旅上已经不怵了。本届世界杯，日本队喊出了四强口号，韩国队作为亚洲足球在世界杯上成绩最好的，很现实地喊出了16强的目标。甚至朝鲜，底气都很足，有人还喊出夺冠。只有中国队，依然保持着弱者心态。为与某强队对垒的机会就激动，永远都是“学习”，这样自然带来“我是弱者”的心理暗示，因此球员的水平压根无法发挥。这确实是很奇怪的事情，尽管我们国际比赛经验很少，但也不至于少于朝鲜队吧。

更重要的，是各国足球界的决心和斗志。这三支球队还有个共同特征，就是勇敢顽强，永不放弃。这一点，屡屡制造黑色X分钟的中国队与此无缘。夫战，勇气也。当我们忘记这一点时，那就只能剩下最后一计——走为上。

三支东亚之师都有了充分展示的舞台，而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19届世界杯中只在2002年露了一小脸，便三战皆负一球不进，早早出局。2010年，当世界杯首度移师非洲大陆时，中国国家足球队正猫在一个叫海埂的地方进行集训。习惯了当“看客”的中国队难道不应该反思些什么吗？

中国需重来

巨大的反差和深深的遗憾背后，应该是理性的认识和积极的弥补：中国足球应当从零做起。

其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已经承办了奥运会，正在承办世博会，两大标志着综合国力的盛事都已来到中国；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取得了51枚金牌、金牌榜第一的伟绩，上海世博会也渐入佳境。中国如果提出申办2018或者2022年世界杯的话，那将是非常有可能的事。但中国足球队要在影响力仅次于奥运会的体育盛事中“掺和”一下缘何就那么难？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足球的机制出现了问题，中国足球的根已经腐败溃烂，中国足球的生存链条已经出现了严重脱节。而过去以南勇为代表的中国足球管理层无疑是这个链条的关键一环，他的倒台在揭开中国足球黑幕的同时，也是中国足球洗心革面、从头再来的一个契机。

曾经在世界杯和奥运会上获得亚军的中国女足，第一次被挡在了世界杯大门之外，中国国奥队在东亚运动会的一系列糟糕成绩以及1：6惨败给德甲勒沃库森队的事实，不仅反映出女足缺乏生存的土壤，也揭示出中国足球的梯队建设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结果本身是坏事，但如果能彻底认识到这一问题，想方设法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为中国足球持续发展探索一个有效的模式，为中国发展提供一个宽松、抛却功利色彩的发展环境，恐怕是新上任的足管中心韦迪等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和任务。

不可否认的是，在皮划艇、赛艇、帆船帆板领域受益于举国体制的韦迪在担任足管中心主任之初，还是缺乏了对足球这一市场化程度极高、具有社会现象属性的运动的正确和充分的认识，曾抛出一些类似“国奥打中超”等背离足球市场化的言论。还好，经过近五个月的积淀，韦迪总算是回到了正确的轨道：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才是中国足球的出路；“踏踏实实做点实事”的言论与其上任前期锋芒毕露的豪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韦迪曾在世界杯期间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世界杯的气氛和球迷的热情让他感到震撼，这其实反映出一个足球文化和足球积淀的问题。

如果中国足球能够进入一个良性轨道，足球文化和足球积淀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足球还是需要提升实力，有在世界杯这一顶级足球平台上与别人叫板的能力。也只有这样，偏安一隅才不会成为中国足球特色。韦迪说，希望在南非世界杯取好经，今后一方面抓好青少年足球建设，另一方面做好国家队梯队建设，而在与俱乐部关系方面要加强沟通，改变行政管理模式，重视市场规律。

如果这种认识能够转化为切实有效的行动，则善莫大焉，中国足球才会有真正的明天，中国人才不会因为在一场东亚四强赛上打破32年逢韩不胜的怪圈而沾沾自喜，中国球迷和韩国“红魔”拉拉队的较量才会出现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东亚球队也可以一起分享世界杯的盛宴。

中国足球不自由当然没有人站出来负责，因为世界杯和中国足协无关，中国足协现在只负责奥运政治任务。退开一步说，哪怕有人站出来负责，或杜总或福主或龙王，他们负得了责嘛？他们引咎了，转身去谋一份其他差事，承担恶果的是谁？是最不应该承担恶果的球迷。找人负责，其实没有多少意义，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不负责的游戏体系，一个不负责的机构，一群无法负责的人因为奥运牺牲世界杯，只是这两年中国足球闹剧新篇章的内因，外因之一，是2005年选择瑞士盈方、而非亚足联官方公司WSG，为中国之队的市场合作伙伴。接下来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被抽入死亡之组，顺理成章。内外结合，药到命除，没有一点偶然因素，没有一点其他可能，impossible is everything。这样的一出闹剧谢幕后，未来十年，中国足球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冰川纪。2010年没戏了，2014年，还得靠这些在水滴球场滴汗滴血的人拼争，即便到时候场边嗤笑和发呆的，不再是杜总和福主，这些人的竞争力能有多强，我们心里都没谱。所以从2008开始，我们就得看2018的希望，只是希望在哪里？希望在此刻正在踢球的青少年身上。张路老师不止一次说，现在全国12岁到16岁年龄组参加正规训练的青少年，不会超过1500人。南非无缘，带来的间接打击，会导致这个数字进一步萎缩。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形成这一切被动局面的根源，当然是我们的足球管理模式和管理机构。我们有着一个集政治服役和社会服务两大功能于一体的管理者，于是服役不成功服务不到位。中国足协骨子里更是在服役的，所以服役服务一有冲突，他们肯定先放弃市场，以牺牲中国足球自由为代价，去谋取政治任务的完成。这样糊涂混沌的管理体制，怎么可能“水滴石穿”，完全是以卵击石。所以二十年来，中国足球都在背着莫名其妙的十字架爬行，看着别人一步一步的超越。要避免未来至少十年的足球冰川纪，要避免水滴悲剧的再次上演，要避免中国足球走向灭亡，只有还中国足球以自由。把它还给社会，还给那些真正爱足球而不是玩弄足球的人们吧。